你离去，轻如云。

萧木

在文革动荡的年代，徐景贤凭借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显赫地位，一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以及文革的终结，徐景贤亦未能幸免于难，最终被逮捕并身陷囹圄。

在这波澜壮阔的十年间，徐景贤历经了鲜为人知的曲折变故，出狱之后，他又是如何迎接崭新生活的？徐景贤生前挚友、王洪文同志的秘书萧木，在徐景贤离世之际，撰写了《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一文，深情回忆了徐景贤跌宕起伏的后半生。全文如下。

一

门外，三三两两的人群络绎不绝，那仅约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早已被黑压压的人群填满。哀乐低沉而缓慢地回荡在空气中。我随着沉重而寂静的人流，缓缓向前挪动，一步步靠近那被玻璃器皿包围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74个春秋，最终轻轻挥别，没有喧嚣的媒体争相报道，也没有繁花似锦的灵堂装饰相伴。你的离去，宛如一片随风而去的白云。你一生生活简朴，未曾想过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乃至未曾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将遗体无私捐献给社会。

在我质疑你关于捐献遗体的意愿时，你轻声一笑，话语中透着坚定：“萧木，若我先行一步，你将看到的，便不再是我个人的存在，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医学研究的一个样本。细细品味，这不正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吗？”

徐老，此刻我凝视着你提及的“标本”，心中不禁泪如泉涌。我明白，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有几个选项需要捐献者在“是”或“否”之间做出选择。“是否保留遗体的一部分？”你选择了“否”。“是否保留骨灰？”你也选择了“否”。“遗体捐献是否需要保密？”你再次选择了“否”。直至最后一项：“是否保留遗发以作纪念？”你稍作迟疑后，最终选择了“是”。

步入五十，我便已“尘满面，鬓若霜”，而你却依旧满头黑发，不禁让我心生羡慕。你归结道，这或许与遗传基因有关。我记得我父亲直至七十岁后鬓角才渐渐泛白。事实上，头发的颜色并不等同于年龄的标志。

我明白了。在你勾画最后一个标记时，心中必定涌动着对那位深情怀念的父亲、杰出的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思念；你也在想，你还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你希望他们能够永远记住，他们曾经拥有一个，哪怕不经意间也显得头发乌黑的父亲和祖父。

然而，老徐，在我心中留下的最初印象，你显得年轻许多，发丝也更为乌黑亮泽。当时，你留着一款颇为流行的“一边倒”发型，发丝从前额垂下，几乎触及眉梢，那乌黑与亮泽，历历在目。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初次相会，发生在1961年的春夏之交。

那时老徐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则供职于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为向他约一篇评论稿，我去市委办公机构所在地延安西路33号找他。门房一个电话，他从海格大楼电梯口走出来，硕长的身躯，白皙、清秀的面容，还有那额前显眼的黑发。他远远就伸出手，笑盈盈地向我迎来：“你就是萧木同志吗？真是让你久候了！”……

我简述了自己的来意，对方即刻点头应允。随后，我们在电梯口的小室中，连一杯白开水也未曾预备，便就我们共同的文学兴趣展开了如沐春风般的深入交流。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温和文雅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午，他已将评论稿撰写完毕，并且亲自骑车将稿件送到党刊所在的康平路141号。他骑行的身影在远处挥手告别，那背影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彼时，我们不过二十余岁。老徐，作为我结识的那批上海年轻作家中，堪称最具书卷气息的一位，同时亦是最擅于政治洞察、最充满革命热情的佼佼者；然而，他的热情深藏不露，并非那种外露锋芒、咄咄逼人的类型，唯有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方能深切体会。

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中，可以游刃有余、从容自如。而我则生性拘谨，幼稚而又不善交游，因而非常钦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羡慕他的轻盈和从容。尽管后来知道他其实与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视为“同年大哥”：或许是因为我们都在行事为人上追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夸大其词，这一点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喜好，他也因此与我特别投缘，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关怀着我，这份情谊数十年如一日，未曾改变。

约在1962年的夏秋之际，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后来听闻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判。有人认为作者在小说中对大跃进进行了负面描绘，甚至有提议要公开发表批判的会议纪要。当时，我本意是想对大跃进进行颂扬，并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探索”，认为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再接再厉。然而，竟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抹黑”，这让我既感到了深深的委屈，又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之中。以至于在接到作家协会的通知参加开会时，我都心生畏惧，不敢再前往。

数月后，我又在《上海文学》上读到了一篇对《探索》进行深入评论的长篇文字。文章虽也指出了某些不足，但总体上，尤其在政治层面，对《探索》给予了充满热情的赞誉与认可，令我激动不已。撰写这篇评论的正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在党内逐级传开，我急于跟上形势的脚步，开始如饥似渴地、甚至有时是囫囵吞枣地研读那些之前难以激发我兴趣的马列主义理论。与此同时，我听说老徐已经加入了由石西民主持、位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内的写作班，他选择“退居幕后”，专注于撰写他的“反修”文章。尽管这段时间我们的联系并不多，但我对《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仔细阅读，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作品，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过他的审阅。

自那时起，《五一六通知》公布，文革运动勃兴。老徐起初跻身市委文革小组，随后更受曹荻秋市长之托，成为撰写文革检讨文稿的幕后助手。不久，以老徐为先锋的写作班于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集会上高呼“革命方显京城近，造反方识主席亲”的口号。书生们亦纷纷加入造反行列，组建了一个团体。他们秉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态，不敢自称为司令部，因而低调地称之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里，我毅然决然地鼓起满腔勇气与热情，主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之中，立志要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相继遭受批判，我这个编委不幸沦为“候补当权派”。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身为当权派往往容易招致非议，处境维艰，这使我一度不自觉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是一个夜晚，在余庆路机关食堂，面对可能爆发的暴力冲突，我感到了恐惧，改造自我的意志开始动摇，于是趁隙逃离。当时并未确定逃往何方，我在街头徘徊了一整夜，直到昏昏沉沉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集中的静安公园。那里通宵灯火辉煌，人潮涌动，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那时起，我萌生了撰写一部正面描绘这场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构思小说的框架，全然沉浸其中，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不过，这样艰辛的日子也仅仅维持了短短三两天。我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策，天色阴沉，似乎又要下雪。恰逢在公园门口偶遇了一位与我关系亲密的党刊造反派的头目，我便请他代为转达我的请求，希望能向老徐寻求庇护，意图在彼处暂时“避风头”。

在收到回音的当晚，我敲响了位于武康路2号的联络站那扇宽厚且略显陈旧的绿漆大门，踏入熙熙攘攘、仿佛正热议着些什么的大厅。在那里，我看到了老徐从人群中突然转身，迅速向我走来。他的形象，正如他多年后在《十年一梦》中所描绘的那般：“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皮帽，解开中式棉袄的襟口，一头热气腾腾，激情洋溢地发表了一通演说……”然而，这一次，他是面向我一人如此说道：“萧木啊，你为何直到现在才起身反抗？我一直都在等待着你的行动！不过，革命无需论先后，只要能够站出来反抗，便是好事！”

在这一瞬间我对面前的老徐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陌生，赶紧小声说我是当了“候补当权派”来“避难”的。他这才反应过来，噢了一声，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拿来了热水瓶、搪瓷杯和十几个报夹，说“你就安心待在这里吧，绝对安全，吃喝不愁，书籍资源也一应俱全！”——老徐此时又恢复了我记忆中那位“同年大哥”的形象。

随着漫天飘洒的雪花即将将1966年送入尾声，上海城陷入了混乱。老徐往来匆匆，日夜奔波不息，而我却独居于小室之中，悠然自得地翻阅书籍与报纸（后来有人告知，曾有一派党刊人士试图上门捕捉我，幸得老徐阻挡，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既对自己未能与时俱进而深感愧疚与忧虑，又为老徐能够引领革命的潮流而心生钦佩与喜悦。然而，有时我对于这位原本温文尔雅的老友竟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心中不免有些难以置信。

怀疑迅速证实。

原本，老徐是在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已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多次电话指令下，才开始参与造反运动的。因此，他时常被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嘲讽为“奉命造反”的典型。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后来在沪上乃至全国都引起广泛影响的文献，正是经过写作班几位才子对其初稿“造反精神”的反复批判和多次修订，才得以成型。

我并非意图为那位已故的老徐进行辩解，而是希望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在那个时代，“造反精神”的匮乏被视为一种耻辱。因此，那些秀才们对他的猛烈抨击，实际上都是出于一片善心，用当时的用语来描述，便是“帮助同志”。

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专题写作小组成员中，前排右侧为萧木。

“一月革命”的风暴如雷霆般席卷而来，联络站随之迁移至淮海路620号的党校大楼，瞬间，这里成为了众多造反派汇集的枢纽。我向老徐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杂活。他了解到我怀揣着撰写文革长篇作品的志向，便建议我只需专注于搜集传单和各类小报，这些或许会对我的小说创作有所裨益。

欣喜若狂之下，我索性将铺盖一同搬来。白天，我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搜集资料，夜晚则整理并记录，短短两个月内，三大柜子的传单和小报便已装满。随着市革会和市委的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加入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以及市委写作组。写作一直是我的梦想，加之丰富的书籍资源，尽管工作繁忙，常常夜以继日，但我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乐。然而，即便老徐在众多群众集会上依旧能见到他激情洋溢的演讲，看到他挥手时台下群情激昂的景象，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并不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座楼房的第三层。大院住宅区的草坪四周，停放着几辆黑色轿车，那是马天水、徐景贤等三五位市委、市革会的领导所专用。透过窗户，我能目睹他们进出车门的身影，却未曾好奇过他们究竟在忙碌何事。偶尔，耳畔会传来一些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权力争夺的传闻，然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也从不去深究其细节。唯一留意到的是，老徐在我心中的形象，那个轻灵自如的形象，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外貌也似乎随之发生了改变。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间体重增加，且常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蓝布棉大衣，那件大衣似乎更加凸显了他的臃肿与拖沓，背部也显得微微隆起。我能想象，他所承受的压力定然不轻。

某日他偶然造访我们办公室，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与工作状况，他仅以八字回应：“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让我瞬间联想到他早年赠予我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一篇名为《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的文章，描绘了船民在湖心被冰封的困境——湖冰无法承受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的人们为了向船民运送食物，不得不横持一根竹竿，匍匐前行，一寸一尺地缓慢推进。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境遇，与老徐此刻的心情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不禁涌起一丝淡淡的哀愁。

看着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奢望，希望我的这位老友还能回到书生本色上来，回到文学岗位上来。我断断续续试写了一个反映文革的中篇《初春的早晨》，请他提提意见，趁这机会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能否由他向上面打个报告，上海办一个文学杂志。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都还没有恢复，我的建议可能属于“冒险”，他只回答了一句“这需要好好考虑。”之后便不再多言。其次，我向他本人提出，能否在繁忙的政务中抽出时间，撰写一些文章。一旁的嫂子蕴芳大姐热情地表示赞同，她说：“是啊，老是不写，笔头子会生锈的！”这时，老徐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胡适曾说，做了过河的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我也是如此，恐怕想要回头，也已回不去了！”

这声叹息中，固然透露着几分自豪，然而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与落寞。

几天后他主动找了我，对我《初春》倒是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一再鼓励我要努力把那个反映文革的长篇写出来，他一定做第一个忠实读者。但对办文学杂志的事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正面回答。经我再三逼问，他显得有些窘，苦笑一声说，“萧木啊，你在政治上总是过于天真，有些事情是可以去做，但却不宜轻易言说啊！”

我未曾料想，老徐已然官职显赫，他口中吐出的话语，不过是官场中常见的套语。他的沉默不言，实则已是明确的答复：分明是在暗示，大可先行处理再行上报。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听后立刻明了其意。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之下，文艺组同仁如陈冀德等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样化的文艺出版物。

在记忆的长河中，大约是1970年9月的某个星期天中午，蕴芳大姐派遣她的女儿前来唤我至她府上。她提及父亲有要事商议，并特别叮嘱一句：“午餐无需前往食堂就餐。”我自幼秉持素食主义，且有着偏食的顽疾，每逢赴宴总给东家增添不少困扰。因此，我急忙赶往食堂，买了一只馒头边走边啃，心想这样便有了婉拒午宴的借口。然而，盛情难却。桌上虽仅是些寻常佐料，但蕴芳大姐却能将其烹制得精致可口。桌上已摆满了精心准备的佳肴，更有三只色泽鲜艳、油光锃亮的大闸蟹。更令我惊讶的是，老徐引见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熟悉，是因为我曾多次在远处见过他；陌生，是因为这还是我们首次面对面坐在一起。他就是王洪文。

惯于字斟句酌的老徐是这样向王洪文介绍的：“这位是萧木同志，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曾担任过铁路工人的职务。”

我领悟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要点。首先，他特意强调我曾是一名工人，意在拉近与王洪文的距离，以便于我更容易被他所接受。据此推断，第二点可能是，我即将接受一项与王洪文相关的未知任务。第三点则是，这两位在传闻中摩擦不断的市委和市革会领导人，似乎出于某种原因，产生了团结的意愿，而老徐则是率先伸出和解之手。

末节之喜让我心情愉悦，而前两节所述却引发了我诸多疑虑，令我心中忐忑不安。

吃米饭时，应该细嚼慢咽。咀嚼至感觉甜味，再慢慢吞咽，这样才有利于消化吸收。王洪文赞同地点头，我这个平时吃饭如救火的人对此感到新奇。然而，蕴芳大姐却揭开了他的秘密：你悠着点吧！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这样搞出一身胃病来了，还在这儿谈细嚼慢咽呢！王洪文惊讶地侧过头问：你有胃病吗？徐老略显尴尬地笑了笑，说：有一点，不过还好。

用过餐后，老徐将王洪文及我引入内室，紧闭房门，两人神色凝重地向我简述了不久前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爆发的那场颇具“撼动庐山、令地球停转”之势的争斗。这场风波令我深感震撼，亦让我领悟到王、徐为何能短暂地携手合作。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使的目标首当其冲的是张春桥，这无疑给王、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临强敌”，因此两人均萌生了放下旧怨、团结一致的决心。

随后，老徐取出文件，向我阐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核心内容，以及闭幕式上对全党提出的“学习一点马列”的倡议。他接着说道，他和王洪文已商定，每天中午抽出两小时共同研读马列著作，此计划坚定如铁：然而，他担心有些地方难以理解，因此请求我担任他们的辅导教师。我心中自明，老徐完全有能力自学，无需他人辅导。尽管他从未明言，我却能猜出他此举的用意，是想与王洪文共同进步，因而精心策划了这一安排。尽管如此，我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目的单纯：迫使自己多读书。

此后，这项学习活动确实变得坚定不移，始终如一。起初，仅有徐、王二人参与，不久便吸引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同仁加入。他们研读的，是据说经过毛主席亲自圈点的马恩列斯等经典著作，总计三十部。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聚首一堂。

那时，我和老徐都未曾料想，仅仅因为我担当了这份业余的辅导教师角色，竟使我三年后接到了调往京城的工作命令。起初，我被分配参与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改事宜；十大会议闭幕，王洪文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据他本人所述，毛主席交付他的主要职责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一理由将我留在了身边。我依旧保持着“雷打不动”的规律，每天为他辅导两个小时，后来辅导的对象又增加了陈永贵同志和吴桂贤同志，继续研读三十本重要书籍。

在这期间，我遵命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等领导同志起草了一些简易的文件，同时也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处理他们交办的文字事务，并在《人民日报》担任了部分职务。

我不禁陷入困扰之中。究其原因，并非我察觉到了王、张、江、姚等人怀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是因为身陷“一仆多主”的境地，导致我很少再有时间静心从事自己的创作。

于1970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泽东主席亲切地与徐景贤（位于左侧，第一位）进行了握手。

同样，老徐似乎也并未能事事顺遂，尤其是1974年春发生的《朝霞》事件，令他背负了多年的愧疚。在此，我不愿过多赘述该事件的原因、过程与本质（注：有关此事件，请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中陈冀德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仅想提及一点：它不过是文革狂潮中的一朵小小涟漪。然而，这朵涟漪虽小，却自基层波及至中央，映射出知识份子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中所感受到的无奈与尴尬。

部分工人造反派成员，针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者撰写的两篇小说中的某些片段，大加渲染，极尽批判之能事。他们首先在若干基层单位展开猛烈攻击，随后向市委报告，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份报告递交至康办后，王秀珍与马天水均已批准，只待徐景贤的最终表态。

鲜有人洞悉老徐内心的激烈思辨，然而，他最终还是勾勒出了一个标记着认可的圆满之圈。

通过我个人的切实体验，我深知老徐对友情之重，这一点，从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时，他细致入微地为每一位成员作出周到的安排，便可一窥端倪。然而，他绘制的那个“O”却在他与几位文友之间长期患难与共的情谊上留下了瑕疵。因为这个决定，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他在1959年结识的老友、《朝霞》的具体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另外两位同样与他相识且深受他热情支持的青年作者。

陈冀德及那两位青年作家果然陷入了困境，四面受敌。他们纷纷致信于我，倾诉他们所面临的艰难境地。

王洪文

此事件亦波及至王洪文，显而易见，他系王秀珍之坚定支持者。

客观评价，在北京钓鱼台的三年多光阴里，王洪文对我关怀备至，尊敬有加。即便在他病重于秦城监狱的尾声，仍多次叮嘱我要关心他的妻子，并希望我日后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为他记录些什么。然而，在《朝霞》事件中，我情绪激动，几乎失控。我直言《朝霞》是我负责的，稿件发布前我也审阅过，若要批评，请针对我而非革命小将。他先是一愣，随即微笑，称这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安慰我不要放在心上，并表示已吩咐手下停止批评。

该事件自始至终不过持续了短短半个月，随后，得益于张春桥的介入与调解，风波迅速得以平息。

老徐深感痛苦。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似乎只是为了一顶官帽的争夺；然而，身处其中的老徐所经历的，远比这更为复杂。他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那些他自己都不明白如何造成的伤痛。

同年五月，我因公事重返上海，顺道探访了老徐。甫一相见，他便紧紧握住我的手，情绪激动地说：“萧木啊，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深感愧疚，对老朱、陈冀德，还有你，都深感歉意。”我回应道，我已经与老朱、陈冀德谈过，他们都表示理解，没有人对你有任何责怪。

他言道：“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心中的愧疚便愈发深沉。岁月流转，当徐、朱、陈与我等数人历经世间沧桑、品尝人生百态后重逢，共同剪烛西窗，闲话巴山夜雨，偶尔也会提及那《朝霞》往事，彼此相视一笑，依旧如清风明月般宁静。然而，那日，当我步出老徐家门，走在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上，心中却笼罩着沉重的阴霾。对于老徐，我难以明说心中是感到他的无奈，还是对他抱以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般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远离官场；一旦踏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十有八九将演绎一出悲剧。”

那时，我未曾察觉，即便我自诩无甚才华，亦难逃悲剧角色的宿命！

四

文革落幕之际，我那尚处于半途的长篇巨著《春江潮》瞬间沦为“篡党夺权”的毒草，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场残酷的革命批判。至于我自身，曾辗转于炮兵、步兵的隔离室以及秦城监狱，历经了五年半的流离失所。之后，我又在上海的下放劳动中度过了八个月，命运却陡然转折。1982年11月，我被逮捕并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刑九年，随后被押送至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入口处，一条被称作“小阳台”的宽敞长廊蜿蜒伸展，那或许曾是英国设计师匠心独运，为追求通风效果，于楼层间嵌入了一排排错落有致的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得以透过网孔彼此窥视。记得有一次“小放风”，我步出监房，偶一抬头，目光穿过铁丝网，瞥见一名囚犯俯身低头，正餐餐而食。奇异的景象在于，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置于装满热水的脸盆之中，每当用调羹舀取食物，那饭碗便随之摇晃不止，宛如在舞动。这瞬间，我脑海中忽闪过一个念头。

再瞧他那顶哥萨克风格的破旧皮帽，我立刻便认出了那熟悉的身影，没错，那是老徐！我尝试着用力咳嗽一声，他的脸果然先是一愣，紧接着露出惊喜而又略带迷茫的神情。多少年的生死离别，如今却在这一刻，隔着薄薄的纸层，意外重逢。那一瞬间，这层纸被瞬间撕裂，他那份真挚而亲切的情感，让我铭记于心。只见他面部表情夸张，张大了嘴巴对我开口闭口。我立刻“听”出了他的心声：他在询问我“是否安好”。我用力地点了点头，随后也模仿着他的动作，张合了两下嘴巴。他回以点头，再用调羹轻轻敲击面盆，向我传递着轻松、纯真而又带有一丝滑稽的微笑。我明白，他是想安慰我，让我不必为他胃痛担忧，然而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涌上了眼眶。

春节过后，大队部鉴于部分年轻罪犯对美术怀有浓厚兴趣，且希望掌握一门“一技之长”以谋生计，遂决定让我与两位退休中学美术教师一同开设了一所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们均是从各个中队精心挑选出来的。鉴于培训内容涉及课堂讲授和个别辅导，我得以享有在各个楼层、各个监房自由活动的“特殊待遇”。正因如此，我与老徐得以多次会面。

初遇之际，他正忙着拆解纱线。在那个时代的提篮桥，所有在押犯人都要完成这项日常劳作，每日都有固定的任务量。然而，对于老徐，却给予了特殊关照，他有时可以免于拆纱。我好奇地问他为何还在拆纱，他回答道，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拆纱只是用来调节精神的小插曲，而且并未设定具体的指标要求。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痛状况，他回应说并不太严重，尚能承受。只是吃饭时需要分多次进行，否则就会感到闷和胀。在炎热的天气下无妨，但若天气寒冷，便需采用你曾见过的土方法来分食。那些负责倒热水的犯人对我特别宽容，每次都会多给我一勺热水，以便我热饭，这样吃饭就会舒适许多。接着，他又关心起我的身体状况，说我看起来有些精神不济。我告诉他这里比秦城好多了，只是夜晚依然难以入睡。他提到中队的学员们背后称你为“小老头”，说你总是愁眉不展。萧木，你必须学会放松，彻底放松！你看我如今，“无官一身轻”，这样的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的确，在我记忆中，提篮桥的老徐，相较他担任领导职务时，显得轻松了许多。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但他显得清瘦而豁达，不再显得臃肿、拖沓，那副疲态也早已消失无踪。

刑期将尽，我与徐老再次相聚，这次带有告别的意味。他的服刑期还有九年多，已然过半。他向我表达了祝贺，而我依旧显得郁郁寡欢。我提起我们曾共同热忱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未曾料到现实生活中竟如此艰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即将面对的不再是理想层面的困扰，而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如何养家糊口：一家老小需饮食，子女需受教育，我该如何承担起这个责任呢？

徐先生表示，最低工资标准应该还是有的，那么我们就秉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勤俭节约乃革命先辈的传统，全社会都将其视为一种荣耀！

你有所误解！贫穷光荣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道德观念。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若“金钱至上”成为普遍共识，那么在多数人的观念里，贫穷将不再被视为光荣，反而可能成为耻辱。

徐老沉默片刻，终言：“我依旧难以置信你所言。”

徐景贤与夫人

刑满释放后，我又被迫滞留在劳改工厂。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抓住每一丝闲暇时光，辛勤劳作。尽管我仅擅长挥毫泼墨，且无论变换笔名还是书写古代历史题材，作品仍屡遭封禁，四处碰壁，直至老徐出狱，我仍未摆脱困境。老徐在一段休息与调整后，先是潜心读书，随后陆续撰写了一些回忆性文章，同样屡遭禁锢，四处碰壁。但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比我更加从容不迫。我们偶尔见面交谈，话题总是围绕我们共同的文学爱好，他很少提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可见，他的豁达和淡泊，是历经世事变迁、荣辱沉浮后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有一次，我故意提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话题，我说现在媒体推崇的是“会赚钱、会消费”，富翁、名人成为最流行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攀比谁家的父亲更有钱，你难道还坚持“勤俭节约”是光荣的观念吗？

徐老表示，这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期，随即轻松一笑，道：“那又如何呢？孔子的高足颜回，即便身处贫贱，仍能保持乐观。他不就是那个在简陋的环境中，即便生活困苦，也能自得其乐的典范吗？我们何不效仿这位被誉为‘复圣’的颜回，不去理会他人的看法，只专注于寻找并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呢？”

他言谈间，不禁让我眼前浮现出昔日那位身姿轻盈、气定神闲的老徐。即便岁月催人老，他却增添了几分洞悉世事的睿智与从容。

然而，老徐也有显得不够圆融、不够老练的时刻，那便是他屡次三番地向我致歉，其中两次甚至发生在公众面前。在他看来，我那长达十七年的监禁与半监禁生活，皆因我曾在联络站寻求庇护，他收留了我，并推荐我加入写作组以及辅导王洪学习马列主义。听得多了，我便忍不住抱怨道：“你这是何苦呢？再这样下去，我可要捂上耳朵了！”

徐景贤

我始终心怀感激之情于老徐，尤其是当前的这个阶段。首先，他当年的接纳与推荐纯粹是出于善意，毕竟人非圣贤，谁能预知未来？其次，尽管我后来的经历充满了曲折与挑战，但这些经历却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人生的感悟和对历史的洞察，并非纯粹的磨难。毕竟，生活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我后半生的历程或许正是难得一遇的际遇。我的“纠结”并非源于这些。数十年来，我始终未能享有作为公民应有的发表作品的权利，这一点让我深感痛苦。写作是我一生的热爱，若不能写作，我的余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的金秋十月，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特地前来拜访，向我商讨改编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为电视连续剧的意向。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老徐的身影。早在六十年代，他便是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对于撰写电视剧本，他自然游刃有余。经过一番商谈，他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这让我欣喜若狂，随即与制片人签订了改编权的出让协议。小说中所描绘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特有的一个群体，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因此可以随意受到百般凌辱。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来看，它涵盖了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悠久历史，应该不会触及任何禁忌。然而，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我与老徐还是小心翼翼地使用了无人知晓的笔名。

翌年春夏季，连续剧在浙江横店正式启动拍摄，投资额高达四百万，已顺利完成四分之三的拍摄进度。然而，一纸突如其来的禁拍令从天而降。原因是，根据我与两位制片人共同签署的协议，片头必须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那是我在少年时期使用的笔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名字早已鲜为人知。然而，似乎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早已洞察一切，他们发现，“莫莠”即是“萧木”！

数百万投资将付诸东流，而尚蒙在鼓里的剧组一两百个演职人员还在横店冒着高温日夜奋战。一旦宣布禁拍令后果很难预料。两位制片人星夜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起向下禁令的有关部门苦苦恳求无效，两人又不得不来向我哀求，说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而“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久久，看着满头汗水、一脸惶恐的两位年轻人，只好说：“抱歉，是我不小心让你们陷入了困境！”

传闻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剧最终得以拍摄完成，然而，由于我再度签署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这部作品与我这个原著作者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关联。我实难想象，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例如此独特的情形！

将此信息传达给老徐后，他起初显得十分惊讶，但很快便自嘲起来。他评论说，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我和你都被视为“贱民”，甚至不配算作二等公民。即便如此，他补充道，“贱民”又何妨？毕竟，“民”字在身，依旧能过得随心所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徐的“自在”生活变得愈发艰难。不仅经济上陷入困境，偏头痛、冠心病以及老胃病等疾病也无情地折磨着他。他的背脊愈发佝偻，行走时仅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还需他人的搀扶。前年秋冬之际，内耳长出的胆脂瘤破坏了他的平衡感，站立时便感觉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由于我已搬迁至浦东，与他家的距离颇远，我只能在他每次手术前夕，通过电话向他传达几句慰藉之词。电话那头，总是传来他响亮的声音：“放心吧！我正在学习做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不过，这并非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萧木（左一）、徐景贤（左四）

最为铭心的，无疑是那最后一次的相聚，那是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漫步于江湾湿地公园的美好时光。

朱永嘉倡议此次游园活动，意在展示一番本地情谊，缘由是他在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住家。那日，天空碧蓝，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淡雅香气。老人们漫步在繁茂的花径上，难免会东指西划，回忆起过去的趣事。众人提议探访吴淞口，于是沿着石阶缓缓而上。在这过程中，老徐由蕴芳大姐搀扶着，手中仅剩一支塑料拐杖，显得颇为吃力，旁人也纷纷伸出援手。我好奇地问他那四脚拐杖哪里去了，他说被小偷偷走了，因为那根拐杖是金属的，或许能换得几只烧饼。此言一出，众人都陷入了沉思。

待登上江堤一望，只见天水相连，碧波万倾，激浪溅雪，一股天广地阔的宏大气势便迎面扑来。老徐依凭在水泥护墙前，兴奋地用拐杖指画着远处。那烟波浩淼、水光云影间，便是浦江、长江、东海“三水交汇”的奇观。同行有位退休老船长，在一旁为我们逐个评点正在水面“百舸争流”的大小船只，那充满着爱的亲切的语调，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成语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凝视着那波涛起伏不息的远方，悠然吟咏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我接口说：““非巫山云不似。”

徐老突然转向我，提到大约是1972年的春末夏初，你曾与我一同前往北京参会。途中经过南京，许世友将军邀请我们稍作停留，一同游览长江。在航行过程中，我向他们提及，你在五十年代创作了一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言道：“萧木啊，我还是要劝你放宽心。你那部小说的标题起得极妙：‘长江的主人’！昔时你志在成为长江之主，如今年岁渐长，或许已无法实现那宏伟的愿景，那么，就试着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吧！”

夜幕低垂，我于灯火阑珊处挥毫泼墨，填就一阕短词，意图赠予老徐，以此铭记此次游历之乐。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江汇流，天地相融，波涛争锋。远眺之处，李仙峰耸立白帝城，苏哲凭临赤壁之巅。六朝繁华如金粉般随波逝去，辞赋风流传颂百代。正是清秋时节，桂香飘渺，云彩嬉戏于鹬鸟之间。

往昔岁月，恍若隔世；眼前杯中，酒液已满溢。且任长发飘扬，挥动长篙，面对西沉的红日。举杯向江水敬酒，高歌赞今颂古，中流击楫。不再言语。暮色中乌鸦盘旋于乌台之上，佳人泪如雨下。

未曾料想，词曲初成之际，却已与故人永诀，那次的公园漫步，竟成了最后的告别。

五

10月31日黄昏时分，电话铃声响起，传来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已经离开了我们！今日下午4时30分，他不幸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发作，从症状显现至心脏停止跳动，整个过程竟然不超过半小时。”

四日前，我们岂不是还在湿地公园畅游？转眼间，不过96小时的差距，这令我如何置信？唉，我又怎能相信，又怎会愿意相信呢？

近日，为了舒缓心中的苦痛，我不经意间翻阅了《列子》一书，其中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中提到，古时候的人们将逝者尊称为“归人”——

若言死者为归途之客，那么生者便成了行旅者。若行而不识归途，便是迷失家园之人。一人失家，一人指责；若举世皆失家，却无人能识其非。有那些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废弃家业、四处漂泊而不愿归家的人，又能称之为何？世人定会称其为狂放不羁之徒！

的确，生命的终结如同人们终归要返回故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身为“行者”，难道我们真的可以长期流浪在外，置家不顾，这不是变成了“放浪形骸”之人吗？老徐在不到30分钟内从“行者”转变为“归人”，对他自己和对家人来说，这无疑是种幸福——我边阅读边如此思考，以此来慰藉自己。

古语有云：“树倒而后见其根。”老徐今日虽身处逆境，他却主动敞开胸怀，让众人审视，更以无比的胆识，让医学专家们依据严谨的科学规范，用无情的手术刀进行剖析，将组织切片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测。在生理层面，自是会发现一些被病原体侵袭的病变；然而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将画面放大至千万倍，即便能窥见盲从之迹，发现失误之点，却也绝难发现专横、贪婪、欺诈这类“心理毒素”。相较今日之官场，我为拥有这样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捐献了他的有形“生理遗体”给国家，依照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他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非将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作为评判标准，而是以严谨科学的历史视角，客观公正地剖析、切片他的“社会遗体”，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我相信，我们定能揭示出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这不仅构成了整个大历史的有机构成，亦成为人们窥视整个大历史的一个窗口。